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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說 法律文化文叢 迷信與暴力:歷史中的宣誓、決斗、神判與酷刑 (美)亨利·查爾斯·李 著 X.Li 譯
    梅特兰:我们彻底地信任亨利&#8226;查尔斯&#8226;李及他的作品;轰动一时的宏篇巨作,百年来不断再版和重印;诠释人类从原始野蛮向文明开化迈进的过程,揭示人类思想中某些最离奇的迷思;中文首译,文辞典雅风趣。
    ISBN: 9787549582662

    出版時間:2016-07-01

    定  價:108.00

    責  編:徐婷 陈美玲
    所屬板塊: 社科学术出版

    圖書分類: 法律

    讀者對象: 历史研究者及爱好者,法学系、历史系教师及学生

    上架建議: 法律 历史 思想
    裝幀: 精装

    開本: 32

    字數: 720 (千字)

    頁數: 732
    紙質書購買: 天貓 當當
    圖書簡介

    為撰寫《迷信與暴力》一書,亨利•查爾斯•李從歐洲購買了數量驚人的古籍、文獻和手稿等資料,現由賓夕法尼亞大學圖書館的“亨利•查爾斯•李”分館作為特殊藏品(special collection)珍藏。作者旁征博引,記述了西歐各主要民族和國家的法律中對宣誓斷訟、決斗斷訟、神判斷訟、刑訊逼供等各種古老司法程序的規定,并介紹了相關著名案例,同時對西方法學充斥著迷信和暴力的、不為人知的黑暗過往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比以往更加清晰地闡明一些漸趨消亡的舊俗和迷信的來源。盡管作者已逝世一百多年,但作為歷史和法學的重要參考書,《迷信與暴力》依然不斷被再版和重印,其學術和文化價值可見一斑。

    作者簡介

    亨利•查爾斯•李(Henry Charles Lea,1825—1909),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歷史學會主席(President of AHA,1903)。他被認為是美國第一個歐洲中世紀歷史方面的專家,尤其精通社會制度、法律和宗教史。哈佛大學,曾接受他女兒的捐贈,設立中世紀史方面的亨利•查爾斯•李教授職位來紀念他。其代表作有《迷信與暴力》(Superstition and Force)、《中世紀宗教裁判史》(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the Middle Ages)以及《西班牙宗教裁判史》(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Spain)等。

    亨利•查爾斯•李雕像之基座:

    亨利•查爾斯•李(1825—1909),費城最重要的公民之一。

    年輕時,他是自然科學的鉆研者和文學作品的評論者;

    成年后,他是商業及金融領域的勤勉有成者和內戰時期的愛國者;

    那之后,他是公民事務與慈善事業的領導者和擁有世界聲譽的史學家。

    其著作,尤以措辭之精準、判斷之公允以及對真理之熱愛見長。

    他殫精竭慮,他無負光陰。

    圖書目錄

    Ⅰ誓言斷訟法

    雅利安人的社會組織結構

    宣誓及其他

    共誓者或參誓者

    無罪共誓人的遴選

    共同誓證的條件

    方式和程序

    共誓制度的衰亡

    控方共誓人

    Ⅱ 決斗斷訟法

    訴諸上天的自然傾向

    司法性格斗與決斗的區別

    司法決斗的起源

    這一習慣的擴大

    對司法性決斗的信賴

    對決斗斷訟的限制

    決斗的規則

    職業斗士

    司法性決斗的消亡

    Ⅲ 神判

    人類依靠神明答疑解問的傾向

    中國是例外

    神判在非洲

    神判在蠻族占據歐洲時

    被教會所采用

    沸水神判

    赤烙鐵神判

    火焰神判

    冷水神判

    天平神判

    十字架神判

    吞食神判

    圣餐神判

    抽簽神判

    尸棺神判

    誓言神判

    毒物神判

    非常規神判

    神判的條件

    對神判的信賴

    教會和神判

    世俗立法的抵制

    Ⅳ 酷刑

    神判和酷刑是彼此的替代

    酷刑在埃及——在亞述——未被希伯來人使用

    未被東方的雅利安民族使用

    希臘和羅馬

    蠻族

    哥特人

    加洛林王朝和封建法

    酷刑的重現

    糾問式審訊程序

    刑訊制度的最終形態

    英格蘭和北方民族

    刑訊制度的衰落

    索引

    序言/前言/后記

    自序

    法學的歷史,就是一部人類文明的歷史。立法者的工作,不僅在于使其時代的行為和習慣融合成為文化,而且將最深刻的思想和信念實體化,坦誠地直面我們的審視,不帶一絲遮掩。這為我們提供了對過去景象的最確實可信的概括,而其中細節幽微之處,則有編年史專家們補全。

    本書來源于我所試圖探究的那組法律和習慣,它們被我們的祖先用于探索爭端下隱藏的真相,不僅詮釋了人類從原始野蠻向文明開化邁進的過程,而且向我們揭示了人類思想中某些最離奇的迷思。

    在這個版本中,我試圖通過追根溯源,比以往更加清晰地闡明一些漸趨消亡的舊俗和迷信的來源。在現代理性薄弱的粉飾之下,時而重蹈覆轍恐怕在所難免。

    本書中前三篇的論文精縮版已發表于《北美評論》。

    1878年6月于費城

    譯者說明

    本書是研究西方法制進程的重要參考書。作者亨利•查爾斯•李(Henry Charles Lea, 1825—1909),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同時也是社會改革者和活動家,尤其精通社會制度、法律和宗教史?!睹孕排c暴力》(Superstition and Force)是其代表作之一。為撰寫本書,作者從歐洲購買了數量驚人的古籍、文獻和手稿等資料,現由賓夕法尼亞大學圖書館的“亨利•查爾斯•李”分館珍藏。作者旁征博引,記述了西歐各主要民族和國家的法律中對宣誓斷訟、決斗斷訟、神判斷訟、刑訊逼供等各種古老司法程序的規定,并介紹了相關著名案例,同時對西方法學充斥著迷信和暴力的、不為人知的黑暗過往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盡管作者已逝世多年,但作為歷史和法學的重要參考書,本書依然不斷被再版和重印,其學術和文化價值可見一斑。譯者是以問世于1878年、表達更清晰、內容更豐富的英文第三版作為翻譯的對象。

    在閱讀本書之前,宜先了解以下問題,以便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文義,并更充分地利用譯者的勞動成果。

    首先,翻譯標準。就像意大利人所說的“Traduttore,traditore”——翻譯者即背叛者,完全精準的翻譯很難做到,尤其是在篇幅較長、內容較復雜的情況下。不過,譯者還是力圖遵循外語專業翻譯“信、達、雅”的傳統標準。第一,關于“信”,譯者旨在還原作者本意和全意,而非單純還原作者的文句表達結構,同時,避免因詞匯的混用造成誤解。例如,看似很簡單的“custom”一詞可以被翻譯為“習慣”、“風俗”或“慣例”等,但在法學,尤其是國際法的立場上,它被用于表達特殊的意義,一般應當譯為“習慣(法)”,表示有必然的、強制性的法律效力的慣例。而未有強制力的慣例做法常常用“usage”或“practice”等來表達。此外,由于原文存在多語種混寫的情況,例如“the Abbey of St.Vaast d’Arras”,稍不注意就會譯成“圣瓦斯特•達拉斯修道院”,但實際上此處指的是法國北部阿拉斯城的圣瓦斯特修道院,“d’Arras”實際意為“of Arras”——除非熟知地理外加小心翼翼,否則很難避免這類錯誤。第二,關于“達”,譯者盡可能用較短的分句連貫地表達,而不是用原文中結構復雜的長句和極多的指代,以避免讀者的誤解和閱讀疲勞。因此在標點符號的使用上,也未必完全符合原文,但為了表達的需要,不得不如此。第三,至于“雅”,作者不僅文辭典雅,風趣生動,而且旁征博引,甚至迫使譯者不得不面對一些西方古代文藝作品片段的翻譯,而這些作品很多都沒有現成的中文譯本可供參考,譯者只好擅自翻譯了部分片段,措辭自然不會有原文的優雅或靈動。另外,重要的特殊名詞和術語,譯者盡量采取約定俗成的傳統譯法,例如:“Frederic the Great”譯為“腓特烈大帝”,而不是“弗雷德里克大帝”;“Heinrich IV”譯為“亨利四世”,而不是“海因里希四世”。同理,相信讀者也能理解頻繁出現同詞不同譯的現象,比如:“日耳曼民族(German)”和“德意志/德國人(German)”并存。因為譯者希望傳統譯名能夠使得讀者將自己已有的歷史知識與本書鏈接起來,融會貫通地理解整個相關法律的歷史脈絡。至于其他不常見的外文名字,譯者盡量忠實于其英文發音,進行音譯。當然,原文的拼法都會出現在譯文后面的括號里,供讀者查證。

    其次,注釋問題。作者學識淵博,舉一反三,造成書中歷史典故星羅棋布,注釋也密密麻麻。如無相關的西方歷史、地理、法律等背景知識,可能造成一般讀者在理解上發生困難。而本書是一個主要服務于專業研究和普通讀者的全譯本,并非用于晉升之階或孤芳自賞,因此譯者像作者一樣,不吝于注釋,以適應不同年齡、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需要。為方便起見,原作者的注釋用帶方括號“[]”的較小字體標注于正文之中——因為有時,作者的注釋比正文還有趣;譯者增加的注釋,則用1、2、3……的序號形式列于每一頁的下部,供讀者參考。盡管“將所有特殊名詞保留不譯,一概以外文形式出現,夾雜在中文之間”的想法非常誘人——因為工作量會變小、字數卻會變多(計算稿酬時有利),但是考慮到對于大多數中國讀者而言,“Louis-le-Débonnaire”(19字符)顯然沒有中文“虔誠者路易”(5字符)那樣令人印象深刻,因此譯者還是做了音譯和意譯。對于首次出現的特殊名詞,一概將外文原文用括號標識,以便讀者查證。其中,如巴黎、倫敦之類通常在讀者常識范圍之內的特殊名詞,不再注釋;如貝阿恩、巴達霍斯等,除擁有相對豐富的地理知識或西方文化背景的讀者群之外,大多數讀者可能無法確知的歷史地名、人名、物名等特殊名詞,則一一加以腳注,以幫助讀者更加透徹而立體地理解文義,或再進行深入研究。不過,有時注釋與否令譯者猶豫,例如對于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譯者認為不必再注,而對于同為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的莫德斯丁,卻又覺得還需要注釋——最后,譯者采納年輕朋友們的意見,一視同仁地對他們進行了簡單注釋。有時,還有為注釋加注釋的沖動,這大概是職業病,好在及時克制住了。

    此外,關于筆名和工時。譯者原本不打算署名,不過為免日后爭議,還是署了筆名。如果讀者覺得“X. Li”崇洋媚外或字母太多——請勿擔心,下次也許就換了。譯者為這本書花的工作時間,應在1500小時以上,而這些時間,不僅來自譯者自己,也來自他人的寬容,包括容忍譯者這個毫無信仰的懷疑論者提出無禮問題的各黨各教各國友人、以無私的耐心處理著日常繁雜工作而放任我不管不問不懂的可敬同事、努力改造自我和尋求獨立的可愛學生們,還有容忍譯者忙忙碌碌得能在相親時當場睡著的開明的父母大人,等等。與他們相比,譯者的名字不值一提。然而,由于譯者的能力和時間均有限,錯誤恐怕在所難免,而且無可推卸(因為連密密麻麻的索引都是未假手他人)。不過,鑒于市場現狀,譯者覺得我國人民大體還是十分寬容的??傊?,希望這是一本充實而有趣的書,并且熱烈歡迎任何有理有據的批評指正,同時,看在這個譯本不受任何“項目”支持,不可能用作晉升階梯,也沒有占用學生們寶貴時間的份上,對我仁慈些吧。

    X. Li

    2015年夏 于一廟一庵一祠一寺之間

    編輯推薦

    ◎ 編輯推薦

    ◆ 梅特蘭:我們徹底地信任亨利•查爾斯•李及他的作品;

    ◆ 轟動一時的宏篇巨作,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亨利•查爾斯•李代表作,百年來不斷再版和重??;

    ◆ 詮釋人類從原始野蠻向文明開化邁進的過程,揭示人類思想中某些最離奇的迷思;

    ◆ 中文首譯本,文辭典雅風趣,底本為1878年表達更清晰、內容更豐富的英文第三版。

    ◎ 名家推薦

    李博士的榮譽就在于,他是少有的勇于挑戰歐洲大陸的法律及法律文獻的非英國學者之一。他用肉眼直視它們而不是透過眼鏡來評判它們,后者是一種更為簡單的工作。我們徹底地信任他,是因為他僅把視角固定在中世紀,而且他也從不引用那些帶有沖突和爭議的觀點。我們不能把這種研究方法推薦給一般人而只能推薦給意志堅定者,而李博士正是一個擁有堅定信念、冷靜客觀、謹慎細心的人。

    ——費雷德里克•威廉•梅特蘭(劍橋大學教授)

    他在美國最有名的著作是《迷信與暴力》。大部分律師都熟知這本書,因為受到職業的影響,他們對這本書比那些執法者有更多的興趣。這本書已經再版四次并仍在繼續再版。

    ——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哈佛大學教授,中世紀史權威)

    ◎ 譯者推薦

    恐怕在那個時代,對宗教、神明、權威者等等的任何質疑,哪怕有理、有據、有節,都還是有風險、有爭議的。然而,作者的先進性正在于此,我們在今天,仍可看到,這本寫于百年前的書,幾乎沒有任何屈從于“時代局限性”的錯誤評論,甚至哪怕用今人的眼光看,都依然有點未卜先知的意思?!@或許才是真正的歷史學者的樣態。

    ——X. Li(《迷信與暴力》譯者)

    精彩預覽

    在人類擺脫野蠻蒙昧的過程中,日益崛起的理性力量與逐漸式微的兇殘暴力霸權之間的斗爭,可謂機鋒處處。我們這一代自作聰明地嘲笑先輩的前后矛盾,其實,那正是人類螺旋式前進道路的一部分,猶如沉默的勝利獎杯般,應當得到尊重,這勝利幾乎完全是在不知不覺中依靠漸進方式取得的。因此,在黑暗時代,我們看到正義的實施竟要披著基督教化的迷信外衣、訴諸刀劍和運氣的怪現象,但應當記?。合鄬τ谶^去那種對暴力的普遍依賴,這已經是一種進步了。蠻族部落被引向抽象正義,盡管道路曲折幽暗,卻終能修成正果,我們對此不必大驚小怪。無論用何種方法,使強者向弱者屈膝,就已是對人性的偉大征服;而且,如果因人性弱點而必須借助迷信終結斗爭,那么,當今天的我們坐享其成時,偏對這樣的方式吹毛求疵,就未免有點兒無聊了。對于未開化的民族,就像對未受教育的人一樣,感性強于理性,并且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于是,如果執著于保持不公的現狀和兇暴掠奪的武士,能夠接受用一場公平的戰斗或神判來決斷他的訴求,他就已經朝承認公平正義理念、放棄與人類社會生活格格不入的個人孤立邁出了一大步。正是通過這種間接方式,一個個逞強斗勇的個人被粘合起來,逐漸能夠適應常設政府,并且形成了有組織的國家,開始珍視人與人之間不可或缺的抽象正義理念。從這樣的視角看來,古老的程序形式褪去了它們荒謬的外衣,我們將其想作暴力、信仰和理性的不穩定聚合物,就如同對待瓦特的第一臺簡陋的發動機或者“克萊蒙特”號(Clermont)一樣,當它在哈德遜灣跌跌撞撞地下水起航時——盡管確實笨重而粗糙,但是我們仍將其看作未來成功的寶貴雛形和先驅。

    對于人類而言,將疑慮的重擔賦予權位較高者,逃避作出決定和探索出路等困難的問題,似乎是一種自然的傾向。在剛果的偶像崇拜者與時常造訪勒•諾爾芒小姐(Mlle. le Normant)沙龍的高雅的懷疑論者之間,盡管相距十萬八千里,卻可以通過這樣共同的弱點而彼此相通;而且無論是試圖追尋過去還是預測未來,其動力都是相同的。因此,在原始的“馬勒姆”(部落司法會議)中,法官智慧的欠缺、證據的缺乏或雙方證詞勢均力敵,都使判決變得非常困難,還有什么比訴諸更高權力者,并將問題推給神來做判決更加自然的做法呢?考慮到這種對抗類似戰爭的屬性,訴諸戰爭之神也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無論這個戰神是被稱為奧丁還是薩巴奧特(Sabaoth),他們在每一個案例中都特別眷顧無辜之人。在對正義的茫然索求之中,如此奇特的程序混搭,原始的巴伐利亞法律的規定可作為一個具體示例:一個人帶著6名共誓人向法庭主張其對某一處產業的權利;而該處產業的占有者也有一位證人為其權利進行抗辯,且這位證人必是附近的一位地主。于是,權利主張者攻擊證人的可靠性——“汝以謊言負我。我得以單打獨斗,得神昭示,汝等誓言是真是假”;而且,根據決斗所決定的,既包括證人的誠實與否,也包括這片地產的權利歸屬。

    在司法性決斗的討論中,必須記住很重要的一點:決斗斷訟是一種司法制度,而決斗的習慣則是一種幾乎存在于各個種族和時代的普遍現象,兩者之間有著很大區別。當荷拉斯兄弟(the Horatii)遇上庫里亞斯(the Curiatii)兄弟,或者安東尼(Antony)劍挑屋大維(Octavius)以決定羅馬統治權,抑或理查二世(Richard II)在1384年仗著年輕提議與對手查理六世(Charles VI)用一對一格斗結束由瓦盧瓦的腓力(Philippe de Valois)和愛德華三世發動的戰爭,或者古代印度人為避免戰爭屠戮,也采用了同樣的方式——這些都是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或者泄私憤的權宜之計。當亨利四世(Henri Quatre)時代的風流雅士,或者今時今日的火爆浪子,想用敵人的鮮血洗雪某種想象中的污點之時,就會進行決斗,它雖與司法性決斗更加相近,但也并非起源于此,而是源自所有古代部落普遍存在的一種私人報復權,以及封建時代紳士階層獨有的、與此相似的私人戰爭權。由來已久的要求“紳士式”的虛華方式,就這樣既成了司法性決斗斷訟這一習慣的目的,也成了其起源。私人戰爭(private war)的廢止,刺激了決斗的興盛,幾乎與此同時,司法性決斗慢慢被廢棄不用。兩者此起彼伏,而且形式上近似,人們曾一度對它們的不同特性感到困惑,這也沒有什么好奇怪的。然而,要想給它們之間畫一條界線并非難事:一個的目標是尋求報復,獲得賠償;另一個則是探查真相,公正執法。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一位名叫約翰•范•阿克爾(John Van Arckel)的荷蘭騎士,跟隨布永的戈弗雷參加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當一些德意志武裝加入這支部隊后,一位蒂洛爾(Tyrolese)的貴族看到范•阿克爾的部隊在他的帳前列陣,旗幟和自己部隊的一樣,遂下令將其扯下。這種侮辱不可容忍,但是受到傷害的騎士并未貿然尋求恢復榮譽。他將案件訴至十字軍統帥們面前,尋求司法解決。一番調查之后,雙方均證明了他們對同樣旗幟披掛的世襲權利。為了解決沖突和互相矛盾的主張,法官們下令采取司法性決斗,范•阿克爾殺死了對方并奪取了他的盾,證明了自己對“銀底兩紅杠”徽標的權利主張。為表達對神明的感激,范•阿克爾在巴勒斯坦八年間都扛著這樣的旗幟。這不是一場拘泥于細枝末節的爭吵,也不是一種反擊侮辱的模式,而是一次對法律爭端的審理,是那個年代別無選擇時允許采用的方法。在西西里晚禱事件(the Sicilian Vespers)之后,詭計多端的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受到高歌猛進的對手阿拉貢的佩德羅一世(Pedro I of Aragon)的強力壓制,并且急需時間鎮壓他半島上的臣民發起的叛亂,于是他向唐•佩德羅(Don Pedro)派出一位先鋒官,指控其惡意不宣而戰。急躁的加泰羅尼亞人立刻中計,為了擺脫并非全無根據的指控,唐•佩德羅提出與指控者在決斗場(champ-clos)上碰面。雙方都向福音書發誓,用戰斗方式裁決這一指控,每方都集結了100人,來到當時尚在英王治下的中立地——波爾多。而這時,查理已經有足夠時間騰出手來,輕而易舉地設法阻止敵對雙方會面。盡管實際上,這樣的挑戰與安東尼的幾乎沒有兩樣——它實質的代價是兩西西里王國(the Two Sicilies)的王冠——其形式和目的依然屬于司法性決斗,被告提出與控方親身廝殺,以推翻對他的“不誠信”(mala fides)指控。同樣如此的是,當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向查理五世(Charles V)挑戰時,那無聊的虛張聲勢,并非想使半個歐洲免受戰亂之災,而僅僅是使他自己免受皇帝提出的背誓指控,并且這項指控證據確鑿,因為法王確實違背了《馬德里條約》。類似地,有一次同樣披著司法決斗外衣的私斗,無論動機是否出于個人仇恨都可謂惡名昭彰,從而影響了騎士惡行的最后效仿者。這場有名的決斗,發生在1547年雅爾納克(Jarnac)和拉•查斯泰那拉耶(La Chastaigneraye)之間,受到誠實的老布蘭托姆(Brantöme)如此深切地悲悼,顯示出兩種決斗自始至終的差異。這次決斗舉行了所有的司法儀式,并在亨利二世面前進行,它其實無關榮譽之事,而是使雅爾納克能夠擺脫對方的無恥指控。結果極其出人意料的是,拉•查斯泰那拉耶死去。而他是國王的寵臣,因此這位君王終止了所有合法化的決斗。但是非法的私斗不僅繼續而且頻繁出現,還史無前例地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愈演愈烈——亨利四世(Henry IV)在22年的時間里頒發了不少于7000道特赦令,赦免違反王室敕令的決斗行為。這樣一種獲得“滿足”的模式,與我們的時代精神如此大相徑庭,以至于我們毫不稀奇地看到,它的擁護者努力使其歸于古代的決斗裁斷之列。盡管兩者都是野蠻的遺跡,都無疑是從原始的習俗和習慣中演化而來的,卻有著根本不同而又同時并存的制度;而且,無論多大程度上偶爾被暴力時代的激情混為一談,它們其實目標各異,采用了不同的程序形式。在這里我們只須把決斗當作嚴格的司法程序,而不是去談論那些為迎合當代人偏執喜好而大量涌現的奇聞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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