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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社會科學系列 實踐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史與法律史研究 黃宗智 著
    “超级教授”黄宗智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研究集大成之作,50余年学术生涯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从基于实践的农村社会研究出发,建立中国研究的新方法和理论。大学问出品
    ISBN: 9787559867261

    出版時間:2024-04-01

    定  價:118.00

    責  編:黎永娥
    所屬板塊: 社科学术出版

    圖書分類: 中国史

    讀者對象: 大众

    上架建議: 历史/中国史
    裝幀: 精装

    開本: 32

    字數: 565 (千字)

    頁數: 808
    紙質書購買: 天貓
    圖書簡介

    “超級教授”黃宗智關于中國社會經濟史與法律史研究集大成之作。從悖論實際與理論概括相關的農村社會經濟史研究、實踐法史研究、實踐經濟史研究的課題出發,進而倡導從實踐出發的研究進路,并且反思中西方不同理論的價值與局限,指出西方中心論及其理論范式與中國歷史研究的悖論差異。作者認為學術研究應該盡量避免形式化理論的簡單套用,強調歷史感和真實感,以從實踐?到理論再返回到實踐檢驗的側重實踐的認識方法,重視本土經驗和實踐。

    作者簡介

    黃宗智,普林斯頓大學學士,華盛頓大學博士,1966年始任教于UCLA歷史系,1991年晉升“超級教授”,2004年榮休。主要著作有《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獲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獲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獎)等。

    圖書目錄

    導論

    第一編 悖論實際與理論概括:農村社會經濟史研究

    第1章 中國研究的規范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的悖論現象

    第二編 表達/話語與實踐:法律史研究

    第2章 介于民間調解與官方審判之間:清代糾紛處理中的第三領域

    第3章 中國的“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間的第三領域

    第4章 學術理論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四個陷阱和一個問題

    第5章 近現代中國和中國研究中的文化雙重性

    第三編 現實關懷的學術研究

    專題一 實踐社會科學建構

    第6章 認識中國——走向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

    第7章 悖論社會與現代傳統

    專題二 實踐法史研究

    第8章 中國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

    第9章 中國法律史研究的現實意義

    第10章 《歷史社會法學:中國的實踐法史與法理》

    專題三 實踐經濟史研究

    第11章 從實踐出發的經濟史和經濟學

    第12章 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歷史、理論與現實

    第13章 “家庭農場”是中國農業的發展出路嗎?

    專題四 非正規經濟研究

    第14章 中國被忽視的非正規經濟:現實與理論

    第15章 中國發展經驗的理論與實用含義:非正規經濟實踐

    第16章 重新認識中國勞動人民:勞動法規的歷史演變與當前的非正規經濟

    專題五 國家體制與經濟體系的探討

    第17章 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

    第18章 “項目制”的運作機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嗎?

    第19章 國有企業與中國發展經驗:“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第20章 道德與法律:中國的過去和現在

    后記一 法學和社會科學應該模仿自然科學嗎?

    后記二 問題意識與學術研究:五十年的回顧

    序言/前言/后記

    導論:從經驗證據到理論再返回到經驗的認知進路

    理論是清晰的、抽象的和符合邏輯的,其目標是跨時空和普適的,而實踐則常是模糊的、具體的和不符合邏輯的,是在某一特定時空中的特殊行為。兩者之間可能是相符的,但也可能是背離和互動的,或充滿張力和矛盾的。雖然如此,在人們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抽象概念或理論和具體經驗或實踐明顯都是不可或缺的方面。本文強調,我們需要集中研究的不是兩者之間的任何單一方面,而是兩者之間如何連接的問題。

    長期以來西方現代社會科學學術界多傾向于一種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習慣,而且由于其所占據的霸權地位,這種傾向今天已經滲透全世界的學術研究。普適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非此即彼的選擇甚至已經成為不同學科的基本傾向。在社會科學領域,一般劃分為要么是普適理論建構,要么是特殊經驗或應用研究,并明顯偏重理論,如經濟學和社會學,也包括法學,而歷史學和人類學則比較偏重經驗。在今天的中國,這一思維更造成主流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全盤引進西方理論,而主流歷史學則幾乎完全拒絕(西方)理論的分裂狀態。在法學領域,甚至普遍把“法理”和“法史”劃分為兩個不同的“二級學科”,造成兩者各行其是、互不過問的局面。有的學術管理者甚至以“分工”來為這樣的隔離辯護。

    在這樣的學術傾向下,我們失去的是常識性的根本認識,即認知不可能單憑抽象/理論或單憑經驗/實踐中的任何一方面獲得,而必須兼顧、連接兩者,從經驗中得出概念和理論,在理論中看到經驗和實踐。本書強調,非此即彼傾向其實偏離了學術應有的最終目的——怎樣最好地認識真實世界,其中的關鍵正在于對概括/理論和經驗/實踐的適當的、不違背現實的連接。這需要的是超越簡單的特殊性而朝向較寬闊的概括,而后再返回到實踐檢驗,如此不斷往返的認知過程。本書的目的即從連接實踐與理論的問題的角度,來回顧筆者自己從事學術研究50年中所得出的一些關于方法和理論的體會,討論的既是階段性的積累和演變,也是一幅圖像從局部到較全面逐步形成的過程。

    一、悖論實際與理論概括:農村社會經濟史研究

    (一)《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筆者進入不惑之年后的第一本專著是1985年出版英文原版、1986年出版中文版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此書提出的學術理念和方法是“試圖從最基本的史實中去尋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再不斷地到史料中去驗證、提煉自己的假設”(1986年中文版序,第2頁);同時,以連接經驗與理論為中心問題,“有意識地循著從史實到概念再回到史實的程序進行研究,避免西方社會科學中流行的為模式而模式的作風”(1986年中文版序,第2頁),總體目的是創建符合經驗實際的概括。在理論上,則有意識地同時借鑒當時的三大理論傳統,即形式主義、實體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術理論,通過與之對話來形成自己的概念,憑經驗證據來決定其中的取舍。

    根據以上的研究進路,筆者首先采用了關于革命前中國農村最系統和細致的調查資料,尤其是“滿鐵”(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經濟人類學調查,根據關于一家一戶的翔實的經濟實踐資料來認識農家經濟,并輔之以各種歷史文獻資料來掌握長時段的歷史變遷,同時與各大理論對照。拙作得出的結論首先是,三大理論傳統均有一定的洞見,共同組成了小農的“三種不同的面貌”,伴隨其階級位置而異:雇傭勞動的“經營式地主”和“富農”更適合從形式主義的營利單位來理解,而受雇的雇農、打短工的貧農以及租地的貧農則比較符合馬克思主義中被剝削的勞動者的圖像。但是,在系統檢視和比較兩種農場的歷史演變之后,出乎意料的發現是,華北在近三個世紀的商品化(市場化)和人口增長兩大趨勢下,所展現的主要現象不是農村向此兩端的分化,而是小農家庭農場憑借“農業+手工業”和打短工“兩柄拐杖”的強韌持續,一直占據總耕地面積的絕大比例,而“經營式農場”所占比例則一直沒有能夠超過10%。兩種農場在勞動組織上不同,但在畝產量上則基本一致,其間主要的差別只是后者因為可以按需要調節其勞動力而達到較高效率的勞動力使用,而前者的家庭勞動力則是給定的,在農場面積不斷縮減的壓力下,只能憑借投入越來越密集的勞動力來應對生存需要。相比之下,經營式農場達到較適度的勞動力使用,而小家庭農場則明顯趨向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由此,我們可以很具體地理解“人口壓力”的含義。在三大理論中,最貼近這樣的經驗證據的其實是“另類”的實體主義理論所突出的小農家庭農場在組織和行為邏輯上與資本主義雇傭單位間的不同。

    讀者明鑒,上述的基本學術研究進路是:第一,從經驗到概念/理論的方法;第二,憑借經驗證據來綜合多種理論傳統的使用,決定其不同部分的取舍。也可以說,是一種有意識地超越任何意識形態化理論的研究進路。

    (二)《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和《中國研究的規范認識危機》

    在《華北》一書之后,筆者在1990年出版的英文原版《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以下簡稱《長江》)中則沿著以上的基本研究進路,使用的是翔實的微觀調查材料,并輔之以筆者自己連續數年的實地追蹤調查。在經驗發現層面上,之前的華北研究已使我感到意外,而長江三角洲研究則更讓我感到驚訝。此地商品化(市場化)程度要遠高于華北,但在明末清初之后,其“經營式農場”便基本消失,完全被高度市場化(主要是棉花和蠶桑)和家庭化(紡紗織布和繅絲)的小家庭農場取代。微觀層面的資料所展示的是,在單位耕地面積上,長江三角洲的生產比華北的還要高度勞動密集化。

    據此,筆者在借助當時占據主流學術地位的形式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洞見的同時,對兩者都更鮮明地提出了商榷和批評。主要針對的是其對市場化(商品化)必定會導致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基本信念,論證中國農村經濟的“悖論”現象,提出了更符合中國農村經濟實際的幾個“悖論”概念,即“沒有發展的商品化”以及“沒有‘發展’(筆者定義為單位勞動生產率和報酬的提升)的‘增長’(定義為總產量的提升)”,而不是經典理論所預期的兩者同步并進。這就是筆者用“內卷化”或“過密化”(即借助廉價的家庭輔助勞動力而進行邊際報酬遞減的生產)兩詞來表述的高度勞動密集化家庭生產以及其所推動的“內卷型商品化”。與有的不可論證的宏大理論概念不同,這是可以證實的概念。譬如,明清以來從“水稻+冬小麥”種植轉入越來越多的“棉花+紡紗+織布或蠶桑+繅絲”生產,毋庸置疑,這是伴隨著單位勞動日報酬遞減(亦即“過密化”)而發生的(譬如,紡紗的按日勞動報酬只是種植水稻的1/3左右),而那樣低廉的報酬是由家庭輔助勞動力來承擔的(筆者稱作“農業生產的家庭化”)。

    與《華北》不同,此書還根據比較翔實的訪談資料以及由當地政府提供的數據和文字資料,把研究延伸到集體化時期和改革初期(當代部分約組成全書的一半)。使筆者驚訝的是,集體化農村經濟展示了與之前的家庭農業同樣的“過密化”趨勢,而改革初年則展示了與西方經驗很不一樣的“農村工業化”。

    在《長江》出版之后,筆者在1991年原版的后續思考性論文《中國研究的規范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的悖論現象》(本書第1章)中更明確地論析,從西方理論來看待中國實際,幾乎所有的社會經濟現象都是“悖論的”(paradoxical),即從現有理論上看是一些相互排斥的悖論現象,但實際上都是并存和真實的,如“沒有發展的增長”“過密型商品化(市場化)”“集體化下的過密化”以及“沒有城鎮化的工業化”。這些都是與經典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預期不相符的社會經濟實際,是它們所沒有考慮到的實際,需要重新來理解和概括。這就意味著長期以來由西方經典社會科學理論所主宰的中國研究學界存在“規范認識危機”,也意味著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創建新的、更符合中國實際的概念和理論。筆者提出的內卷化和內卷型市場化等概念便是那樣的嘗試。此文可以看作筆者在《華北》和《長江》兩本專著的基礎上總結出的學術方法和理論思考,當時在國內引起較廣泛的討論?!妒穼W理論研究》最先以《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的規范認識危機》為標題發表了拙作的前半部分,刪去了對1949年以來研究的討論。在接下來的5期中,《史學理論研究》連載了一系列關于這篇文章以及關于《華北》和《長江》兩本書的討論。一開始是四位學者對拙作的簡短評論(1993年第2期,第93—102頁),接著是一篇論文(1993年第3期,第151—155頁),再接著是關于針對拙作召開的兩次會議的報告,一次是由《中國經濟史研究》雜志發起的,主題為“黃宗智經濟史研究之評議”(《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4期,第95—105頁),一次是由《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和《中國經濟史研究》三個雜志聯合召開的,主題為“黃宗智學術研究座談會”(《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1期,第124—134頁)。這一系列討論最終凝結為以“黃宗智學術研究討論”為主題的6篇文章(《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2期,第86—110頁)?!吨袊洕费芯俊芬蚕群髨蟮懒诉@兩次會議的議程(1993年第4期,第140—142頁;1994年第1期,第157—160頁)。這里納入為本書正文部分的首篇。

    這里需要重申,以上論述中的一個關鍵的認識和體會,是要從實踐到理論再返回到實踐檢驗的側重實踐的認識方法,與一般社會科學從理論到經驗再到理論的側重理論的方法正好相反。筆者提倡的方法要求的是,在扎實的經驗研究基礎上進行抽象化和概括——既非純經驗堆積也非純理論空談,而是兩者的結合,因此可以說是“雙手并用”。同時,有意識地避免從抽象化概括跳躍到理想化、普適化的違反實際的理論。筆者追求的是對史實的最真實理解和概括,不是普適理論的建構。這才是“到最基本的事實中去探尋最重要的概念”的基本研究進路。

    媒體評論

    黃宗智的研究是近年來社會科學界尋求構建本土性學科理論體系的代表性嘗試。同時也顯示出,從中國經驗提煉中國概念,用中國理論解釋中國道路,以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已經成為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共識和自覺。

    ——《文史哲》雜志與《中華讀書報》2022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評選結果

    名家推薦

    通過研讀黃宗智的著述并結合自己的研究體會,我認為,一個認知中國的好理論一定能夠穿透歷史與現實,連接理論與經驗,超越左與右,融合東西方。我們的學術探索一定是基于實踐的認知,基于實證和經驗的探索,在與西方理論對話的同時,特別需要甄別西方理論所隱含的假定條件,尤其是那些與西方獨特經驗“綁定”的隱含假設,警覺這些理論所蘊含的價值指向和規范設定。作為更高的目標,我們應該尋求能夠結合東西方經驗的更為一般化的理論建構。

    ——周黎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編輯推薦

    這是一本黃宗智談論學術研究“方法論”的著作,主要包括了農村經濟史研究方法、法律史研究方法、關懷現實的學術研究方法以及社會科學有別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等,是其研究方法論文的總集成。

    與一般社會科學從理論到經驗再到理論的側重理論的方法正好相反,作者提出從實踐到理論再返回到實踐檢驗的側重實踐的認識方法,即在扎實的經驗研究基礎上進行抽象化和概括,既非純經驗堆積也非純理論空談,而是兩者的結合——“雙手并用”。同時,有意識地避免從抽象化概括跳躍到理想化的違反實際的理論。作者追求的是對史實的最真實理解和概括,而不是普適理論的建構,即“到最基本的事實中去探尋最重要的概念”的基本研究思路。面對理論和經驗實際、話語和實踐的二元對立,作者強調我們要做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要認識到,對真實世界來說,二元中的任何單一方面都是片面的,真正需要我們去集中關注的是兩者間持續不斷的相互關聯和互動。

    通過與西方主要學術理論的對話來建立符合中國歷史實際和實踐的概念和理論。從經驗到理論的方法、憑借經驗證據來綜合多種理論傳統的使用,決定其不同部分的取舍;核心則在于從最基本的史實中去尋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再不斷地到史料中去驗證、提煉自己的假設。

    精彩預覽

    中國研究的規范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

    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正處于一場規范認識的危機之中。這里指的不僅是以往學術界的各種模式。所謂規范認識指的是那些為各種模式和理論包括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已被認為不言自明的信念。這種規范信念對我們研究的影響遠大于那些明確標榜的模式和理論。它們才是1970年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科學認識革命的結構》中“規范認識”(paradigm)一詞的真正含義。近數十年累積的實證研究動搖了這些信念,導致了當前的規范認識危機。這一危機的發生使大家感到現有理論體系的不足,并非通過對立理論間的爭論就能解決。大家有一種需要新的不同的東西的感覺,但尚未明確地說出需要什么樣的新東西。

    我們應該系統地估量這一危機,并試圖探求新的認識。我們不需要倒退到純粹的考據,或次要問題的探討,或“純科學”的技術手段,或極少數人所熱衷的政治爭論。相反,我們應該把當前的危機看作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觀點的極好機會。

    本章先粗略地回顧中國和西方幾代人的學術研究,說明近40年來學術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和理論體系。盡管不同輩分以及大洋兩岸存在著種種差異,但各方應用的主要理論體系實際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這些信念一般被認為是不言自明的,無須討論也不受人注意。學術界的爭鳴一般都圍繞著各理論體系間的不同點,而不去顧及共同點。然而,數十年累積的實證研究實際上已揭示出一系列與這些信念相悖的現象,規范信念認為不可并存的現象屢屢同時出現。實證研究所發現的悖論現象實際上已經對以往的規范信念提出全面的挑戰。本章將列舉一些悖論現象,進而分析這些現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規范信念,并探討研究由此產生的新問題的方法。本章無意對以往所有的研究做一綜合評述,相反,討論將限于若干最有代表性的論著,目的在于說明我個人的看法。

    一、規范認識的危機

    (一)中國的學術研究

    當代中國的史學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時認為歷代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是基本上沒有變化的,主導的模式是“封建主義”,即與進步的近代資本主義相對立的停滯的舊中國。這一模式的基礎是斯大林“五種生產方式”的公式,即歷史的發展必須經過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這五個階段。

    在“封建主義”的模式下,研究中國近代王朝史的學者主要研究封建階級關系,即封建統治階級通過地租、稅收和高利貸形式榨取農民生產者的“剩余價值”。他們的研究成果見于編集了大量記載這些剝削關系的資料集(李文治,1957;章有義,1957;嚴中平等,1955)。一些學者亦將封建經濟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他們認為中國這一生產方式的特點是家庭農業與小手工業的結合,即“男耕女織”。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結合得異常緊密的生產方式,它阻礙了手工業從家庭中分離出去而形成集鎮作坊,并最終阻礙了資本主義發展。他們收集了種種證據,試圖證明“自然經濟”在明清時期占優勢,并一直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參見黎澍1956年的論文。這方面最出色的研究有徐新吾1981年及1990年的研究。徐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但在80年代之前相關論文一直未發表。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者的非難。這些學者認為,明清時期絕非是停滯的,而是充滿了資本主義先兆的種種變遷,與西方國家的經歷類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業擴展的資料,對當時的商品經濟做出系統估計,以證明國內市場的形成,認為這標志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另外的研究側重于封建生產關系(尤其是土地租佃關系)的松弛和衰落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尤其是雇傭勞動關系)的發展。關于明清商業發展的杰出研究見吳承明1985年的研究。關于生產關系變動的研究見李文治等1983年的研究。

    “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最初提出者并未關注到經濟發展,他們認為一旦闡明了商品化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隨著20世紀80年代改革時的意識形態由“生產關系”轉而重視“生產力”(包括技術、資源利用、勞動生產率等內容),新一代學者轉向直接探討經濟發展。李伯重尤其強調長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種和肥料的應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李伯重,1985a,1985b,1984)。

    “資本主義萌芽論”雖然成功地沖擊了“封建王朝因襲不變”的舊觀點,但無論在老一代學者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培養出來的新一代學者之中,它均未能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在西歐歷史上,由于19世紀出現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把這之前的三四個世紀稱作資本主義萌芽或向資本主義過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國的19世紀并無資本主義發展,有什么道理把這之前的時期稱作資本主義萌芽呢?再者,經濟的相對落后使中國受害于帝國主義。鑒于這一事實,把明清時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國到底有什么意義?

    “資本主義萌芽論”學派試圖以西方入侵打斷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為由來解釋這個問題。于是,把19世紀中國經濟的落后歸罪于帝國主義,而不是自身的停滯趨勢。這一說法雖很符合反帝情緒,卻難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經濟影響直到19世紀末仍是很有限的,而中國經濟自數百年前的所謂“萌芽”以來,卻未顯示出自己發展資本主義的動向。19世紀中國經濟落后的事實,重新證明了先前的封建經濟與自然經濟至少部分是正確的。

    “封建主義論”和“資本主義萌芽論”的相持不下使中國的青年學者對兩者都抱有懷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輩們的這些模式。有的全盤搬來西方的一個又一個時髦方法,進一步擴大了代溝,這一情況本身就反映了中國學術界的規范認識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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