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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向遠比較文學三論 比較文學構造論 王向遠 著
    构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阐述比较文学学科构造原理,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入门级读物。
    ISBN: 9787559843005

    出版時間:2022-02-01

    定  價:65.00

    責  編:赵艳
    所屬板塊: 文学出版

    圖書分類: 文学理论

    讀者對象: 文化研究者

    上架建議: 文艺理论 大中专教材
    裝幀: 软精装

    開本: 32

    字數: 230 (千字)

    頁數: 320
    圖書簡介

    書稿系統地整理和總結了近百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的豐富研究實踐,并提煉個人的比較文學研究經驗,力圖在接受、借鑒、消化外來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

    作者對于宏觀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已有20多年的鉆研歷史。2002年《比較文學學科新論》出版后,被多所大學用作教材或教參,但內容并不完善,而這本《構造論》則是作者的一個全方位總結。既反映了近年來作者的新探索新成果,也使比較文學理論體系更趨完整完善,從而具備了學科構造原理的性質。書后附錄六篇相關論文,作為正文部分的延伸與補充。

    作者簡介

    王向遠,1962年生,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比較文學、東方文學、日本文學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主要著作有《東方文學史通論》《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源頭活水——日本當代歷史小說與中國歷史文化》《宏觀比較文學講演錄》。

    圖書目錄

    序(孫景堯) / 001

    初版自序 / 009

    上? 篇? 學科定義

    第 1 章 定義及其闡釋 / 003

    一、學科史上的各種定義? /?003

    二、本書的定義? /?007

    第 2 章?學科理論的構成 / 017

    一、方法論? /?017

    二、對象論? /?024

    中? 篇? 研究方法

    第 3 章?傳播研究法 / 031

    一、“法國學派”的方法是“傳播研究”而不是“影響研究”? /?031

    二、從“影響”與“傳播”之不同看傳播研究法? /?035

    三、傳播研究法的運用、意義與價值? /?041

    第 4 章?影響分析法 / 046

    一、對“影響”及“影響研究”的界定、歧解與爭論? /?046

    二、“影響研究”的方法及其運用? /?049

    三、“超影響研究”? /?055

    第 5 章?平行貫通法 / 060

    一、平行研究方法及其三種功能模式? /?060

    二、類同研究中的多項式平行貫通方法? /?067

    第 6 章 超文學研究法 / 074

    一、“超文學研究”的性質及與“跨學科”研究的區別? /?074

    二、“超文學研究”的方法及適用范圍? /?078

    第 7 章 比較語義學的方法 / 087

    一、比較文學與比較語義學? /?087

    二、比較語義學的運用與“移語”“譯語”“美辭”的研究? /?091

    第 8 章 宏觀比較文學的方法 / 100

    一、比較文學史上的“宏觀比較文學”? /?100

    二、宏觀比較文學的作用與價值? /?115

    下? 篇? 研究對象

    第 9 章 比較文體學 / 121

    一、文體學及比較文體學? /?121

    二、中外文體的形成與劃分的比較研究? /?125

    三、文體的國際移植與國際化? /?130

    第 10 章 比較創作學 / 137

    一、“比較創作學”這一范疇的提出? /?137

    二、題材與主題的比較研究? /?140

    三、情節與人物的比較研究? /?146

    第 11 章 比較詩學 / 152

    一、比較文論與比較詩學? /?152

    二、中西比較文論與中西比較詩學? /?156

    三、東方比較詩學? /?162

    第 12 章 翻譯文學研究 / 167

    一、“翻譯文學”的概念? /?167

    二、譯文的評論研究與“譯文學”? /?173

    三、翻譯文學理論(譯學)的研究? /?182

    四、翻譯文學史研究? /?189

    第 13 章 涉外文學研究 / 198

    一、“涉外文學”與“形象學”? /?198

    二、涉外文學研究的著眼點:文化成見與時空視差? /?204

    三、涉外文學研究的基本課題? /?209

    第 14 章 比較區域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研究 / 214

    一、國別文學史研究與比較文學? /?215

    二、區域文學史研究與比較文學? /?217

    三、世界文學史研究與比較文學? /?220

    附? 錄

    21 世紀的比較文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229

    “闡發研究”及“中國學派”:文字虛構與理論泡沫? /?234

    邏輯·史實·理念? /?246

    拾西人之唾余,唱“哲學”之高調談何創新? /?262

    打通與封頂:比較文學課程的獨特性質與功能? /?278

    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已經移到了中國? /?288

    初版后記 / 292

    新版后記 / 295

    序言/前言/后記

    孫景堯

    [孫景堯(1942—2012年),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最早著作《比較文學導論》(1984年)的作者,當代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要奠基人。此篇序言原是孫景堯先生為《王向遠著作集》第七卷《比較文學學科論》(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所撰寫的“解說”。]

    自20世紀改革開放起,比較文學學科在我國經歷了“偉大的復興”(法國著名比較文學家艾瓊伯評論—Rene Etiemble),繼而就在八九十年代,先后出版了《比較文學導論》(盧康華、孫景堯)、《比較文學概論》和《比較文學》(陳惇等)、《比較文學原理新編》(樂黛云等)等學科理論著作和教材。20多年來,我國學者一直致力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建設,經歷了引進與吸收、消化與融會,在學科理論的中國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這主要表現為新世紀大量優秀著作和教材的面世,以及一批優秀中青年學者的崛起。從新教材的編寫者來說,有長年執教比較文學課的老教授,也有剛畢業從教不久的新教師,還有一些從其他學科轉行過來的、或是在自己學科進行比較研究并成績卓越的新、老博士和教授、學者。這使我想起蘇珊·巴士奈特的話:“許多人的起點并非是比較文學……但結果往往殊途同歸到比較文學。有一點可以肯定,每一個愛讀書的人,實際上都已踏上通向被稱之為比較文學的大道?!卑葑x這批新教材的總體印象是,學科意識鮮明,結構體系完整,知識密集,思想活躍,敢說敢評。相對而言,有的更注意學生實際接受和普及教學的需要,如劉獻彪、劉介民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張鐵夫主編的《新編比較文學教程》及孟昭毅編著的《比較文學通論》等;有的則努力在理論上有所推進,如張弘的《比較文學的理論與實踐》,著力于比較文學、現代文論與比較文化的溝通,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融合各家學說,又有理論深化,曹順慶等的《比較文學論》對學科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原理作了進一步深入闡釋,特別是最后一章的“跨文明研究”,深化了在“跨文化”“跨文明”問題上的認識。

    在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構建中,北京師范大學的王向遠教授也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多年來致力于東方文學、比較文學和日本文學、中日關系等方面的研究,涉獵廣泛,著述頗豐,如今十卷本的《王向遠著作集》也要出版了。其中,《比較文學學科新論》(以下簡稱《新論》)及相同主題的九篇文章收入第七卷,集中顯示了他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方面的成績與建樹。向遠邀我為該卷作一個“解說”,為寫這篇“解說”,我重讀了這部看起來不“厚”也不“玄”的《新論》及有關論文,深感滲透于其中鮮明的治學個性、理論勇氣和創新意識,愿寫出來與讀者共享。

    向遠教授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的鮮明特點之一,就是他的學科理論不是從概念到概念,從純理論到純理論,他的理論是在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史及他本人豐富的研究實踐的基礎上總結、概括、提煉出來的。毫無疑問,這是理論創新的正途。與其他理論領域一樣,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構建和發展,離不開對前人研究成果和比較文學學術史的系統整理,否則將事倍功半,甚至是建造空中樓閣。從西方比較文學學科史上看,對比較文學學術史及學科理論的研究,都是從最為基礎的工程—論文索引的編訂—開始的。對此,西方比較文學學者們不僅高度重視,而且還身體力行并樂此不疲。早在1897年,貝茨就編寫了收錄有兩千多個條目的《比較文學書目》,并成為法國比較文學學科獨立的標志之一。20世紀中葉,美國的雷馬克也編注了功力深厚的《比較文學參考書目選注》,對20世紀50到60年代(40年代也略有涉及)西方重要比較文學論著的主要特點和功過得失均做了系統的評述,使之成為比較文學“美國學派”崛起的一項成果。80年代的韋斯坦因和費歇爾等,也編纂完成了同樣類型的書目,提出比較文學乃方法論學科之說,并撰文反對??爽數谋容^文學即理論研究的主張,開始了延續至今的比較文學發展方向之爭??梢?,學科書目索引的編訂,總是伴隨著國際比較文學認知的不斷更新及其發展,并成為其顯著的標志之一。就我國的比較文學學科復興和建設而言,也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北京大學的張文定、溫儒敏和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張智圓等,就作過“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資料目錄輯錄”“中國比較文學論著索引”等初步整理,為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但90年代后,不知是受學術浮躁、還是科研量化規則的影響,這一工作學界似乎就鮮有人肯來做了,因而這項枯燥無味的“繁難活”,這個難以被量化為科研成果的工程,直到20世紀過去幾年后仍然付闕如是。

    向遠教授有感于此,在前人的基礎上將這些工作予以推進,著手編纂20世紀最后二十年—也是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最繁榮的二十年—的中國比較文學的論文索引。據向遠教授的統計,20世紀的后二十年,我國學者撰寫的、并且是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文學研究論文就在萬篇以上,他認為對這些學術成果予以系統清理,編制出一部全面詳盡的索引,實是中國比較文學發展新階段的當務之急。2002年,向遠教授主編的《中國比較文學論文索引(1980—2000)》正式出版,堪稱是一部填補空白的中國比較文學“學術年鑒”,將它與有關學者所做的前期索引聯起來看,無疑就是一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百年“史記”、一部梳理得清清楚楚的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的家底賬本。這對我們的教學和研究,對我們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來說,可謂功德無量。向遠教授主編的《索引》以年度為經,將每一年度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主要成果,按“比較文學研究的基本理論與方法”“東方比較文學”“西方比較文學”“翻譯文學”及“其他”等類別予以編撰,其分類標準既符合比較文學的基本原理,又切合我國比較文學發展的實際,因此使用起來十分方便,成為從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和學子學習的案頭必備。在編寫索引的基礎上,向遠教授還傾注很多的精力,寫出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中國比較文學百年史》等學科史著作??梢哉f,在當代中國的比較文學界,很少有人像向遠教授這樣,在學術史資料編纂及學術史研究方面傾注如此多的精力。

    扎實的學術史整理和研究,為向遠教授的比較文學理論研究夯實了基礎。作者認為要在比較文學研究中“體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學者的獨特的學術立場、獨特的學術方法、獨特的思路和獨特的學術觀點、見解與學術智慧”,就必須“不斷地總結和闡發中國傳統文學、傳統學術中的比較文學思想,需要將近百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的豐富研究實踐加以總結”。a[王向遠:《比較文學學科新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頁。]基于這樣的認識寫出的《比較文學學科新論》,其最為突出的特點就在這里。正是因為有了“中國比較文學的豐富研究實踐”的總結,有了作者本人豐富的研究實踐的總結,向遠的學科理論建構不必拾西洋人牙慧,不必玩弄名詞概念,也不必搬運其它學科(如美學、哲學、西方文論、文化理論)的材料,而能夠直奔學科本體,徑直切入學科理論的要害部位,通篇論述深入淺出、要言不煩、簡潔洗練、思路清晰、娓娓道來,新見迭出,如層層剝筍,如快刀斬亂麻,身手利索,情感與邏輯交融,氣韻生動,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可讀性。盡管其中有些理論觀點在學術界見仁見智,但他的理論思維的理路與方法無疑是正確的。理論,包括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本色就應該如此。在這一點上,正如有評論者所說,《比較文學學科新論》是“一棵綠色的理論之樹”。

    《新論》在理論構建上如此強調“中國特色”,顯然是與向遠教授對中國學術與理論研究的西化傾向的擔憂有關。眾所周知,由于歷史和現實的諸種原因,歐美的比較文學研究一直在全球處于主導地位,誠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斯皮瓦克所說:“比較文學仍是歐美文化主導權勢的一部分?!辈⒄f美國的“全球英語”(global English)成為“最大贏家”。而在中國,第一外語為英語則是既成事實,在中國比較文學界從事中西比較文學研究者也居大多數。相對而言,從事東方文學比較研究則有些“勢單力薄”。這種現實的中外比較文學研究失衡,對尋求具有普適性的“詩學通律”多少有些不利。向遠作為一位長年從事東方比較文學、中日文學領域研究的學者,在這方面有著清醒的體會與認識。他的《新論》矯正“西方中心論”偏向的意圖也十分明顯。在“比較詩學”一節中,向遠教授力陳“東方比較詩學”的必要性和重要價值,并指出“把東西方各主要民族和國家的詩學都納入視野的真正完善的‘比較詩學’體系的建立,必有賴于東方比較詩學研究的充分展開”。實際上,不光在比較詩學問題上,在所有章節的闡述中,多表現出這一明確的“中國意識”與“東方意識”。

    向遠教授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的建樹,不僅體現在《新論》一書中,也體現在公開發表的有關論文、演講及學術自述性文章中。

    《王向遠著作集》第七卷收錄了十篇相關文章,都從不同側面顯示了他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方面的思考的軌跡。早在20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他在《文藝報》發表《21世紀的比較文學研究:回顧與展望》一文,其中所做的“展望”,后來的八九年間都已經成為現實。例如,作者呼吁21世紀要重視中國翻譯文學研究及翻譯文學史的研究,特別是要從國別翻譯文學史做起,當時他本人已經寫完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那也是中國第一部國別翻譯文學史,如今,這方面的翻譯文學史已經出版了好幾種,成為新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大亮點。

    在收入本卷的單篇論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幾篇論辯性、論戰性文章。五六年前,向遠教授的《比較文學學科新論》剛出版不久就引起了學界的重視,短時間內有六七篇書評陸續發表,《中國比較文學》雜志也辟專欄對此進行爭鳴與討論。爭鳴與討論中的不同觀點的是非曲直在此不論,但值得肯定和贊賞的是向遠教授在應答與論戰性的文章中所表現出的學者風度。他的文章擺事實講道理,有時從容不迫,和顏悅色,有時則氣勢十足,乃至咄咄逼人。但不管是何種情形,都不失為學者風度,都表現出對真理、對學術的探索精神,對比較學科建設的責任感與執著,與時下的某些論爭文章中的人身攻擊、以勢壓人、冷嘲熱諷,實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在這些文章中,他深化了對某些理論問題的思考與表述,如在《邏輯·史實·理念—答夏景先生對〈比較文學學科新論〉的商榷》一文中,向遠對《新論》中有關理論問題,包括教材與專著的關系、“法國學派”的范圍與界定、“傳播研究”“影響研究”“超文學研究”等一系列問題,都做了更為嚴密的說明與論證,是對《新論》很好的、必要的補充。而《拾西人之唾余、唱“哲學”之高調談何創新》一文,則在論戰中表明了向遠鮮明的學術價值取向:對“西方中心論”觀念、對以“哲學方法論”取代具體的比較文學方法論的不滿,

    這些也是對《新論》學術理念的進一步闡釋。

    以上是我對《王向遠著作集·比較文學學科論》的簡單解讀和解說。作為一個從事比較文學研究與教學多年的老教師,看到中國比較文學后繼有人,十分欣慰。中國已經有了一批像向遠教授這樣的在比較文學園地辛勤耕耘的中青年學者,這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前途所在。向遠做教授已經有十多年了,但他正值壯年,仍然年輕。2005年出版的《初航集—王向遠學術自述與反響》的“后記”最后一句話寫道:“對航行者來說,航船到達的地方就是重新啟航的地方,一切都是結束,一切又都是初始”,真所謂“行者無疆”,期待向遠教授在比較文學研究的大海中繼續遠航。

    2007年5月于上海

    名家推薦

    向遠的學科理論建構不必拾西洋人牙慧,不必玩弄名詞概念,也不必搬運其它學科(如美學、哲學、西方文論、文化理論)的材料,而能夠直奔學科本體,徑直切入學科理論的要害部位,通篇論述深入淺出、要言不煩、簡潔洗練、思路清晰、娓娓道來,新見迭出,如層層剝筍,如快刀斬亂麻,身手利索,情感與邏輯交融,氣韻生動,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可讀性。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原副會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 孫景堯

    編輯推薦

    1.對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作者已有20多年的鉆研歷史。這本《構造論》是作者關于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全方位總結。反映了近年來作者的探索成果,使比較文學理論體系更趨完整完善,從而具備了學科構造原理的性質。

    2.本書系統地整理和總結了近百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的豐富研究實踐,并提煉個人的比較文學研究經驗,力圖在接受、借鑒、消化外來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

    3.盡管是學科原理、概論性質,但不是從概念到概念,從純理論到純理論,而是在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史及作者本人豐富的研究實踐的基礎上總結、概括、提煉出來理論;寫作手法上并不生硬晦澀,不拾西洋人牙慧,不玩弄名詞概念,而是沿用作者擅長的講義風格,因此,研究者可將本書作為理論建構的一個案例予以分析批評,而初學者可以將該書作為入門書來讀。

    4.書后附錄六篇相關論文,其論辯性、論戰性色彩比較多,作為正文部分的延伸與補充。

    精彩預覽

    第8章 宏觀比較文學的方法

    宏觀比較文學“指的是以民族(國家)文學為最小單位、以世界文學為廣闊平臺的比較研究”??v觀世界比較文學學術史,最早的比較文學形態,即具有比較文學性質的議論、評論,大都屬于“宏觀比較”的范疇,其特點是印象式的判斷,鳥瞰式的總覽、同時必然與價值判斷聯系在一起。

    一、比較文學史上的“宏觀比較文學”

    在古代世界,希臘、印度、中國等文明古國,由于其文明優越感,缺乏異文化存在感和比較意識,跨文化的比較文學觀念遲遲未能形成。而比較文學意識最強的,則屬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第二階段興起的國家,如橫跨歐亞非的阿拉伯帝國、東亞的日本和朝鮮。在這些國家中,有的本來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帝國(如阿拉伯帝國),有的是在文明中心國(如中國)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如日本、朝鮮),容易產生異文化觀念及跨文化比較的意識。

    先以公元8—11世紀的阿拉伯帝國為例。那時阿拉伯帝國廣泛接收和吸納東西方各民族文化,熔鑄成新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在各民族交往日益頻繁的大背景下,學者、文學家們自然產生了文學與文化的比較意識。早期的阿拔斯王朝時代,各民族文化產生了深度融合和激烈沖突,并出現了所謂“反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思潮,即“舒畢主義”思潮。學者們就阿拉伯文化與其它民族文化孰優孰劣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爭鳴,其中也自然涉及到了語言文學的比較。據伊本·阿布德·朗比在《珍奇的串珠》一書記載:8世紀著名學者、作家伊本·穆格發曾多次對波斯、羅馬、中國、阿拉伯各民族的文化特點做了比較評論。他認為阿拉伯人聰明睿智,擅長語言表達,“寫什么,像什么,作什么,成什么。一支生花妙筆,肆意褒貶”。當時阿拉伯帝國統治下的各民族及周邊各國,也自覺地將自己的詩歌(文學)與阿拉伯民族相比較,據8世紀文學史家伊本·薩拉姆在《詩人的品級》一書記載:阿拉伯人描寫戰役、歌頌民族英雄的詩歌很多,相比之下,另外一些民族覺得自己民族在這方面的詩歌太少,于是就“藉口齒伶俐的傳述者來杜撰詩歌?!币灿腥嗽诒容^中對阿拉伯人及其詩學水平不以為然,上述的阿布德·朗比在《珍奇的串珠》一書認為:阿拉伯人“雖在詩歌方面稍有成就,然而詩歌發達的民族,并不只是阿拉伯人,其它民族的詩歌,也是發達的,如羅馬也產生過瑰奇美妙的、音調鏗鏘的詩歌?!泵鎸@些對阿拉伯人的貶抑,9世紀著名學者、作家查希茲在《修辭與釋義》(一譯《解釋與說明》)一書中給予駁斥,在該書第八卷中,他將阿拉伯民族和希臘、印度、波斯等別的民族作了比較,認為:“阿拉伯人,無論講什么,都無暇深思,不事推敲,直感所及,便如受了感召似的,一念之下,意思便涌上心頭,言辭便脫口而出。阿拉伯人是文盲,不知書寫,是自然人,不受拘束。不以強記他人的學問,模仿前輩的言辭為能事。他們的言辭多半發自內心,出于肺腑,同自己的思路,緊密相通;不矯揉,不造作,不生吞活剝。他們的言辭鮮明爽朗,豐富多采?!边€比較說:“波斯人說話是經過深思熟慮、反復推敲的,而阿拉伯人講話則是憑直感,脫口而出,好似靈感、天啟一般?!彼€在比較后斷言:“世上沒有一種語言比智能過人、能言善辯的阿拉伯游牧人的語言更加有益、更加華麗、更加動聽、更加使人心曠神怡,更加符合健康理智的邏輯、更加有利于鍛煉口才?!痹凇秳游锛芬粫?,查希茲又說:“地球上沒有一種語言,其動聽、優雅能比得上聰明的游牧人的言談話語;沒有一種語言,比阿拉伯學者的雄辯更理智、更暢達,更富于啟迪和教益。地球上沒有一種享受,能比聆聽他們滔滔不絕的言詞更令人心曠神怡?!惫?0世紀的阿拉伯學者、文學家艾布·曼蘇爾·賽阿里比在《稀世珍寶》中,記載并評論了阿拉伯文學史上的著名詩人,并對他們做了比較。他按照詩人所在的地區、國家如沙姆(先敘利亞、黎巴嫩地區)、埃及、摩洛哥、伊拉克等,來劃分詩人的類別,并基于這樣的地域劃分進行比較評論。例如他寫道:“沙姆阿拉伯詩人以及它鄰近地區的詩人比蒙昧時代以及伊斯蘭時代的伊拉克詩人及鄰近伊拉克地區的詩人更富詩意,其原因是這些民族在古代與現代比其它民族更卓越。這是由于他們接近賈希茲,遠離外國人。而伊拉克人與波斯人、奈伯特人接近,并與他們混合。而沙姆地區的詩人更兼具伶俐的口齒及文明人文雅甜蜜的巧辭。這些詩人受哈姆達尼族及瓦爾格烏族國王的供養。而這些民族酷愛文學,以光榮的歷史及慷慨大方而聞名,并兼具文治武功。他們中有杰出的文學家,不僅寫詩而且加以批評,對最優秀的學者給予報酬。這些優秀的文學家獨具才華、文筆洗煉。他們循著一條阿拉伯人走過的道路寫作……”。在這段文字中,賽阿里比在比較中流露出明顯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傾向,在同書中他甚至聲稱:“阿拉伯詩歌是—種令人欣羨的文字,是阿拉伯人而非其它民族的一門學科”,附帶著強烈的優劣高低的價值判斷。

    與中國的情況不同,中國的東鄰朝鮮和日本兩國始終感受到了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強大存在,因此很早就產生了異文化觀念和國際文學的眼光。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朝鮮文學一直使用漢字、寫作漢文,因此基本上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分支。三國時期和統一后的新羅時期,一般文人士大夫,面對中國,自稱“東人”或“東方”,而稱漢學為“西學”,對漢文化特別是唐朝文化的繁榮強盛,普遍具有敬畏感、自卑感,同時也產生了民族國家意識和民族文學的自覺追求。例如新羅時代著名詩人學者崔致遠少年時代留學中國,并在唐朝為官多年,著有大量的漢詩漢文作品。他在《真鑒禪師碑銘并序》一文中認為,在學問面前,不應有大國小國之分,流露出對新羅士大夫階層中小國自卑論的不滿和批評。他又在《遣宿衛學生首領等人朝狀》一文中強調了“東人西學”的跨文化觀念。公元10—14世紀的高麗時期,在統治者的大力扶持下,朝鮮的漢文學創作取得了高度繁榮,藝術水平趨于成熟。與此同時,他們不再將自己的漢詩漢文視為中國文學的一個分支,而是認為高麗的詩歌是高麗人自己的文化遺產。這時期的一些“詩話”作品,滿懷自豪之情弘揚本國的漢詩文創作傳統,并在與中國作品的比較中,強調高麗的漢詩文“美于中國”。例如詩人、學者崔滋(1188—1260年)在《補閑集·序》中聲稱本朝人文化成,賢俊間出。姜希孟(1424—1483年)在為當時朝鮮詩人徐居正的《東人詩話》刊行作序時,也稱朝鮮的詩學不亞于中國。李朝的梁慶遇在《霽湖詩話》中,拿杜甫的詩作比較,極力稱道朝鮮詩人盧守慎的五言律詩所取得的成就。小說家、詩人金萬重(1637—1692年)在談到詩歌時,也在朝、中兩國文學的相互觀照、比較中,強調朝鮮民族詩歌的獨特價值,指出朝鮮的詩文作者不能舍棄自己的語言而學習“他國之言”,否則無論怎樣相似,都是鸚鵡學舌。這些都表明,在學習模仿中國文學上千年后,朝鮮人的語言文學中的民族意識已經相當自覺,這與他們的國際視野和宏觀比較互為表里的。

    日本的情況與朝鮮一樣,在中國語言文學的影響下,在認同漢文化的先進性的同時,相對于“唐土”,他們有了“本朝”“日本”“皇國”之類的民族與國家觀念,并逐漸產生了民族文學的自覺。到了18世紀江戶時代的“國學”家那里,在與中國的總體比較中,他們也闡發了日本文學的特殊性和優越性?!皣鴮W”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學者本居宣長在研究《源氏物語》的專著《紫文要領》中,把日本的“古道”與所謂來自中國的“漢意”對立起來,認為以《源氏物語》為代表的日本文學的“物哀”傳統與中國文學的道德意圖完全不同;在研究和歌的專著《石上私淑言》中,又拿中國詩歌做反襯,論述日本和歌的獨特性,他認為中國的《詩經》尚有情趣,與日本和歌無異,但發展到后來,在經學的影響下,中國詩歌多豪言壯語,喜歡說教,不表現真實的內心世界,只是“自命圣賢、裝腔作勢”,而日本人在和歌中則表現為率心由性,古樸自然。本居宣長的這種中日兩國比較論,流露出強烈的大和民族主義,其結論雖有參考價值,但與古代所有的宏觀比較一樣,都帶有文化民族主義傾向和好壞優劣的價值判斷。

    在歐洲的比較文學學術史上,18世紀伏爾泰的《論史詩》對歐洲各國文學的統一性和差異性所做的評論,開宏觀比較文學的先例。此后,這種宏觀比較評論的方法在法國的浪漫主義先驅作家、批評家斯達爾夫人(1766—1817年)的《論文學》(1800年)和《德意志論》(1813年)兩部著作中,被充分運用并展開了。受孟德斯鳩地理環境、地理氣候決定論的觀點的影響,在《論文學》一書中,斯達爾夫人將歐洲各民族文學劃分為“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兩部分。指出“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學存在著。一種來自南方,一種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馬為鼻祖,后者以莪相為淵源。希臘人、拉丁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時代的法蘭西人,屬于我稱之為南方文學的這一類型。英國作品、德國作品、丹麥和瑞典的某些作品應該列入由蘇格蘭行吟詩人、冰島寓言作家和斯堪的納維亞詩歌肇始的北方文學?!彼J為南方天氣晴朗,溪流清澈,叢林密布,人們生活愉快,感情奔放,但不耐思考。北方陰郁多云,土地貧瘠,人們性格趨于憂郁,但長于哲學思辯。因此,南方文學較普遍地反映民族意識和時代精神,北方文學則較多表現個人性格。斯達爾夫人對“南方文學”“北方文學”的劃分與研究,開創了歐洲區域文學劃分與研究的先例。在《論德國》的第二部分中,斯達爾夫人指出:

    只有對這兩個國家進行集體性的、現實的比較,才能弄清楚為什么它們難于相互了解。

    可以把這句話看作是斯達爾夫人的宏觀比較方法論。從《論德國》第二部分的整體內容上看,所謂“集體性的、現實的比較”,不是單個作家的一對一的比較,而是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集體性的”比較,亦即總體的、描述性的比較。所謂“現實的比較”,似乎可以理解為與“歷史的比較”相對而言,斯達爾夫人的比較全都是為了解答“為什么法國人不能公正地對待德國文學”,解釋兩國人民及其兩國文學為什么“難于相互理解”的問題,這些都是現實問題。斯達爾夫人是在當時德法文學的現實語境中來從事兩國文學比較的,因而這種比較與強調歷史縱深度的“歷史的比較”,即文學史的比較研究,是有一定區別的。一句話,所謂“集體性的、現實的比較”是斯達爾夫人對其宏觀比較文學方法的自覺概括。

    從“集體性的、現實的比較”這種方法論出發,斯達爾夫人一方面是在比較中描述德、法、英文學的總體風格的不同,另一方面是將文學本身的影響因素與文學的背景因素—政治、社會、民族心理、生活習俗等,作為一個互為聯系的整體,解釋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關于德法兩國文學總體民族風格的不同,關于不同的民族語言對文學風格的影響,關于英、德、法各國的宗教、民族性格及其與文學的關系、關于德法兩國文學與社會大眾、與讀者的關系,關于德國人與法國人的不同的思維特點對文藝創作的影響等,斯達爾夫人都做了比較闡發。即使是比較單個的作家,斯達爾夫人也是將其置于一個國家的總體的文化、文學背景上加以比較考察。換言之,她不是孤立地看待某個國家的某個作家作品,總是將他們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集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并在這個前提下進行比較。例如,關于法國作家狄德羅與德國的歌德,斯達爾夫人比較說:“兩人似有天壤之別。狄德羅受到自己思想的羈絆,而歌德卻能駕御自己的才智;狄德羅著意追求效果而不免做作,而歌德對于功名成敗不屑一顧,竟使別人在感奮之余對那種瀟灑作風頗感不耐。狄德羅處處要顯示博愛精神,便不得不添油加醋地補足自己所欠缺的宗教感情,歌德卻寧可尖酸刻薄而絕不自作多情,但他最突出的一點,還是自然質樸?!笨偟恼f來,斯達爾夫人的論述對當時歐洲的文學大國德、法、英等國的文學所進行的總體上的印象式的比較評論與概括,是宏觀比較文學的較為成熟的形態。

    在理論與方法上對宏觀比較文學做出最大貢獻的人物,首推德國浪漫主義作家、理論家弗·施勒格爾(1772—1829年)。他在古希臘羅馬、德國及整個歐洲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中,進一步強化了歐洲各國文學的民族性與歐洲文學的統一性的觀念,在“民族文學”與“區域文學”的相互關聯中看待和評論作家作品與各種文學現象。他在《法蘭西之旅》中說:“如果不是作宏觀把握,而是細致入微地觀察,那么甚至在外在的生活方式上,兩個民族的差異僅僅是在第一印象里才不甚顯著,倘若作進一步觀察,人們就會發現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差異?!睋Q言之,“宏觀把握”有助于在總體上把握民族文學之間的“巨大差異”。在《古今文學史》“前言”中,施勒格爾宣稱:

    對于一個民族整個的后來發展和全部精神存在而言,文學首先正是在這個歷史的、按照各民族的價值來對各民族進行比較的觀點上顯示出她的重要性。

    換言之,只有對“對各民族進行比較”,文學才能“顯示出她的重要性”。這種對“比較”的重視與強調貫穿在施勒格爾的歐洲文學史評論與研究中。他承諾:“我現在將努力勾勒出一幅全歐文學的圖畫來,而不僅限于德國文學?!泵餮云鋵懽髂康氖菑娀瘹W洲文學之間的聯系性。施勒格爾還特別強調他的文學和以往的文學史的不同,就在于—我的這部作品決不是一部本來意義上的文學史……這部著作的主旨僅在于整體的描述。

    “整體的描述”的文學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宏觀把握”的文學史。此前,在歐洲文學史研究中還很少見。后來,英國著名散文作家和學者卡萊爾(1795—1881年)的系統描述與評論歐洲文學史的《文學史講演集》,在理論與方法上可以見出施勒格爾影響的痕跡。施勒格爾這種“整體的描述”的方法,也就是以上引述的所謂“宏觀把握”的方法。

    從文化哲學的高度,為宏觀比較文學進一步提出學理依據的,是19世紀法國文學理論家丹納(一譯泰納,1828—1893年)。他把達爾文科學進化論學說和黑格爾哲學,孔德、斯賓塞實證主義哲學,以及18世紀法國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斯達爾夫人的地域文學論結合起來,在文學史研究中提出了影響和決定文學發展進程的“種族、環境、時代”的“三要素”論,并在其代表作《藝術哲學》中,形成了自己的藝術哲學的理論體系。丹納在其《英國文學史》的序言中宣稱,全書意在闡明文學創作及其發展取決于三種力量或三個元素:種族、環境、時代。在丹納看來,“種族”是一種生物學、遺傳學的范疇,是由先天所決定的某些民族特性,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生物學的特征,“環境”則主要是社會人文環境,還有自然的物質環境,包括地理、氣候因素,強調的是橫向的地理性、空間性的因素;“時代”則是一種時序上的區間劃分,強調的是歷時的、縱向的歷史性因素。在法國及歐洲的比較文學學術史上,丹納的文學“三要素決定論”,一直被法國學派的巴登斯貝格等人認為是和比較文學“背道而馳”的。因為按照種族環境與時代的三要素決定論,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不受外來影響和制約的文學藝術越是完美,因而各民族文學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影響就成為微不足道的甚至有害無益的東西。而后來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和學派在法國成立的時候,恰恰就是以研究文學傳播交流與相互影響為主要任務的,因而丹納的觀點消解了這種研究的意義和價值。從法國學派的立場上看,丹納確實是“比較文學的敵人”。同時,以德國的歌德、馬克思等為代表的“世界文學”論者或稱文學的“世界主義者”,看上去也與丹納的強調民族特性的“三要素決定論”不相兼容。但是今天在我們看來,只要超越法國學派的文學交流史研究的實證主義、事實主義的觀點,則丹納的“三要素決定論”不但不與比較文學為敵,而且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為比較文學中的宏觀性的平行比較提供了理論前提。對比較文學而言,尋求文學的民族特性,與尋求人類文學的共通性一樣,如鳥之兩翼,缺一不可。而由三要素所決定的民族特性,恰恰必須在宏觀層面上的比較研究中才能見出。誠然,在《藝術哲學》一書中,丹納雖然很少直接提到“比較”(在第一編第一章他只是說:“我想做個比較,使風俗和時代精神對美術的作用更明顯?!保┑摹叭貨Q定論”,卻為比較文學劃出了一個坐標。對于比較文學而言,“種族”的因素,即“民族性”是一個基本的出發點,沒有民族的差異,“比較”就無從談起;而“環境”和“時代”則是“比較”的兩個坐標軸,是文學的兩個外部影響因素或決定因素??梢?,丹納的“三要素”本身,就是在“比較”中劃分出來的,“種族”的區分是各民族相互比較的結果,“環境”的因素常常是跨越國界和種族界限的,而不同的民族都活動在不同的“時代”,即使是相同的時代,也有不同的時代特色。因此,“三要素”中的任何一個要素的成立,都含有跨文化、跨地域、跨時空的比較。而且,“三要素決定論”不但是跨越民族國家界限的,更跨越學科界限,為文學與民族學及文化人類學(“種族”)、與歷史學(“時代”)、與社會學(“環境”)的跨學科的比較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持。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宏觀比較文學在文化哲學的層面上進一步提出方法論依據的,是以德國斯賓格勒的“基本象征”論、英國湯因比的“文明形態”論。

    斯賓格勒(1880—1936年)在《西方的沒落》中創立了“世界歷史形態學”,將各種文化視為一種生物有機體,認為世界各種文化都要經過一個起源、生長、衰落與死亡的過程,每一種文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質,同時又有著生物進化意義上的“同源性”,因此在不同文化之間,就具有了“比較”研究的可能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斯賓格勒又把他的“世界歷史形態學”稱之為“文化的比較形態學”。由此,他將世界文化分為八大形態:埃及文化、巴比倫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并且以他那直覺的、“觀相”的、審美的方法,通過整體的鳥瞰方法和同源的模擬方法,為每一種文化找出了一種所謂“基本象征”(一譯“原始象征”),如古典文化(希臘羅馬文化)的原始象征是“有限的實體”,西方文化的原始象征是“無窮的空間”(又可稱為“浮士德文化”),古埃及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路”,阿拉伯文化的基本象征是“洞穴”,中國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俄羅斯文化的原始象征是“沒有邊界的平面”,等等。雖然這些“基本象征”物的抽象與解說大都失之于晦澀難解,但卻在文化多元主義的基礎上,為各民族文化的總體的對等比較提供了前提。而且,所謂“基本象征”的發現與概括本身,更以其直覺的審美性與相當濃厚的文學趣味,對比較文化學及比較文學成為獨立的學科具有相當大的啟示作用。例如,美國當代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書中評價說:“斯賓格勒的更有價值和獨創性的分析是對西方文明中文化構型的對比研究”。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將日本的“文化模式”歸納為“菊花”與“刀劍”,這兩者也就是日本文化的“基本象征”。后來有日本學者和辻哲郎在《風土》(商務印書館,2006年)一書中,將世界風土分為“季節型文明”“沙漠型文明”“牧場型文明”,日本學者筑波常治在《米食·肉食的文明》一書(日本放送協會,1970年)中,將西方文明概括為“肉食的文明”,將東亞文明概括為“米食的文明”。還有的中國學者將中華文明概括為“黃土”、將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地中海文明稱為“藍?!?,等等。這些“基本象征”物的發現和概括,在經驗性的具象中,包孕著巨大的意義信息,為比較文化提供了奔騰的靈感和新穎的角度,特別是對各民族文學的宏觀整體的比較,即筆者所提出的“宏觀比較文學”,具有巨大的參考價值。例如筆者在《宏觀比較文學講演錄》一書中,用“一”字來概括猶太文學的特征,用“十字路”概括波斯文學的四方交匯的“介在性”特征,用“沙漠特質”“沙漠性情”“沙漠結構”來概括阿拉伯傳統文學的三個特色,以小巧玲瓏的“人形”(偶人)來概括日本文學的“以小為美”,諸如此類,都受到了“基本象征”的啟發。

    將斯賓格勒的歷史形態學繼承并發揚光大的,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1888—1960年)。他在長達12卷的《歷史研究》(1934—1961年)的“緒論”部分中,首先提出了歷史研究的“單位”(或譯“單元”)問題,即歷史研究以什么為基本單位的問題。湯因比尖銳批評了以往西方史學研究中將一個民族國家加以孤立研究的弊端。他提出,近幾百年來,許多國家試圖自給自足,實現自我發展,這種表面現象誘使歷史學家們一直把“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即對各個民族國家進行個別的、孤立的研究。事實上,整個歐洲根本就找不到一個民族國家能夠自行說明其自身的歷史。無論是作為近代國家之典型的英國,還是作為古代國家之典型的古希臘城邦,二者的歷史都證實,歷史發展中的諸種動力并不是民族性的,“發生作用的種種力量,并不是來自一個國家,而是來自更寬廣的所在。這些力量對于每一個部分都發生影響,但是除非從它們對于整個社會的作用做全面的了解,否則便無法了解它們的局部作用?!币虼?,為了理解各個部分,必須放眼于整體。因為只有這個整體才是一種“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研究范圍”。湯因比的這種“整體”的研究,就是以“文明社會”為基本單位的“跨文明的比較研究”。為了更好地展開這種“跨文明的比較研究”,湯因比將斯賓格勒劃分的失之于粗放的八種文明形態,再加以細化和優化,將世界歷史上的各民族文明劃分出了21種文明,后來又增加到26個、37個文明,并且認為西方文明不是特殊的中心,而不過是這一類文明中的一個,世界上的各個文明是“價值相等的”。他還把各種文明都視為一個生命有機體,為揭示各種文明的興衰規律,而建立了一套“挑戰—應戰”的文明存續的“模式”,并以這套模式進行所謂“經驗的比較研究”。

    二、宏觀比較文學的作用與價值

    如上所說,在比較文學作為獨立學科成立之前的上千年的學術史上,“宏觀比較文學”是最為通行的比較形態。特別是古代阿拉伯帝國,日本、朝鮮,都有了豐富的宏觀比較的實踐。到了19世紀初的歐洲,斯達爾夫人、施勒格爾等人在研究實踐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集體的比較”“整體描述”“宏觀把握”的方法論。隨后,丹納的“三要素決定論”為沒有事實關系的文學現象的整體平行比較建立了坐標軸,斯賓格勒的“基本象征”論為宏觀比較提供了聚焦點和切入點,湯因比的“文明形態”論為宏觀比較文學提供了基本的比較單元。

    宏觀比較文學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價值,它和梵·第根為代表的作為獨立“學科論”的微觀比較文學方法論的路數很不相同,差異很大。法國學派開創的作為學科的比較文學,總體上屬于對具體作家作品、對具體事件的微觀比較研究,其基本性質是重材料、重實證的事實判斷;而宏觀比較文學則是民族文學、國民文學之間的總體比較,重印象描述、重直觀感受,重總體把握,所做的直覺、觀相的審美判斷。

    宏觀比較文學與美國學派也有不同。美國學派是以理論研究為旨歸的比較研究,以具體的理論“問題”為基本單元,它要探討的是規律性,尋求的是規律性、整體性,指向的是全球性、世界性、普遍性。而宏觀比較文學則以整體的民族文學、國民文學為比較對象,所要描述和呈現的主要是“形態性”,追求個別性、民族性、特殊性。

    可見,宏觀比較文學超越了比較文學學科史上的法國學派、美國學派,是一種源遠流長、綿綿相繼的觀念與方法。它將“比較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研究”結合起來,將詩學方法與科學方法結合起來,將“比較文化”的理念方法與“比較文學”的理念方法結合起來,具有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學術的和方法論的價值。但是,由于使用這種方法的多在古代東方世界,或者多在比較文學學科成立之前的近代歐洲,而且使用這種方法的也不是專門的比較文學“學科”人士,而是思想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歷史學特別是文明史研究家。宏觀比較的印象描述的詩學方法,與學科化之后的比較文學所強調的微觀的文獻實證方法相去甚遠,兩者方鑿圓枘,難以相容,因而長期不被比較文學“學科”與“學派”的人士所重視。在歐美比較文學界,也一直未見有人將“宏觀比較”作為一種方法論明確提出來并加以論證。

    實際上,在今天,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領域,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宏觀比較幾乎可以說寓目盈耳、無處不在,已經成為有國際意識的現代人思考和表達的基本習慣。換言之,在國際間、在各個領域進行整體的、直覺的、印象的、觀相的、形態的描述、評論與比較,已經成為人們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宏觀比較可以不斷敏銳地發現真相、提出問題,而微觀的比較可以對此加以謹慎的具體實證,也就是說,將宏觀層面的“大膽的假設”和微觀層面的“小心的求證”結合起來,兩者之間可以相反相成、相輔相成。就比較文學而言,宏觀比較文學與微觀比較文學的結合,可以克服一些微觀比較文學研究一味膠著于個別事實的刻板與僵硬,在微觀比較的“研究”中,引進宏觀比較的“評論”;在微觀比較的“實證性”中,借助宏觀比較的“印象性”和“觀察性”;在微觀比較文學的“學科性”“學術性”中,加入宏觀比較的“詩性”與“理論想象力”,注入宏觀比較的“思想性”。

    事實上,詩性智慧、理論想象力、思想創造力,這些恰恰是我們現在的比較文學研究所欠缺的。比較文學學科化之后,特別是受法國學派的實證主義比較文學的深刻影響,許多人貶斥所謂“宏大敘事”,卻不假思索地認可和推崇“微小敘事”,滿足于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這似乎正是比較文學研究的“思想生產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所在。檢考學術思想史,就會發現恰恰是宏觀比較及其方法對思想的貢獻度最大。思想大廈的基礎是核心范疇、關鍵概念,而核心范疇或關鍵概念,都是在對世界各民族加以宏觀考察、宏觀比較的基礎上創制出來的。例如,德國思想家赫爾德在《人類歷史哲學要義》中,用“詩的時代”“散文的時代”“哲學時代”三個概念,對世界歷史的進程做了劃分;黑格爾在《美學》中,創制了“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個范疇,對世界美學的發展階段進行劃分并作出宏觀的比較分析;法國社會學家孔德在《實證哲學教程》中,使用“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科學階段”三個階段,將人類的歷史文化做了劃分和敘述。這些都是憑借宏觀比較的方法,發揮了大膽的理論想象力,并在此基礎上,對世界各國歷史、美學史或哲學史進行宏觀性的比較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經典性的思想結論。這些對我們的比較文學應該具有足夠的啟發性。

    比較文學原本就是一門以世界文學為背景的宏闊學問,也應該是一門很開放的、很活躍的學問。在今后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探討和建構中,我們就要重視宏觀比較文學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以突破法國學派的傳播研究或影響研究、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方法論的局限,要將宏觀比較文學及其方法論也納入研究模式或研究方法的范疇,在今后的《比較文學概論》課程或教材中,也應該對學生講述宏觀比較的方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使微觀層面、宏觀層面上的各種方法論共存共生,互相補充,互動互用,推動比較文學學術理念與方法不斷自我更生,適應時代要求,謀求新的建樹和突破。

    ——選自《比較文學構造論》,王向遠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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